张艺谋电影《有话好好说（1996）》摄影手法、影片剪辑创作及内容编剧深度鉴赏

mitoo

张艺谋电影《有话好好说（1996）》摄影手法、影片剪辑创作及内容编剧深度鉴赏

《有话好好说》是一部风格怪异、幽默好看的喜闹剧，是体现张艺谋创新求变，超越自我创作追求的典范之作。

被誉为“影坛鬼才”的张艺谋，在创作中一直把创新变革和超越自我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。创新求变，成为他艺术人格与气质的主旋律，时时能产生令人耳目一新的轰动效应。例如《秋菊打官司》纪实性的偷拍，《一个都不能少》非职业演员的演出，《英雄》作秀式的唯美。然而，这些具有轰动效应的创新，大多是创作观念层面的，是局部的。如果仔细梳理，我们多多少少能找出其中重复的痕迹。如《秋菊打官司》和《一个都不能少》，在风格、手法上就有很多近似之处，而《英雄》对画面唯美的追求，也与他早期“使劲”营构造型的影片也有一脉相承之感。唯独在《有话好好说》中，创新求变是全面、彻底、深人和具有典型意义的。

《有话好好说》是张艺谋第一部现代都市题材的影片，也是他唯一一部在艺术上成功、可圈可点的都市片。在《有话好好说》之前，张艺谋有两部都市片，《代号美洲豹》《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》。《代号美洲豹》是一部没有张艺谋风格的商业电影，艺术上谈不上什么成就。他自己曾坦言，那部影片纯粹是为朋友帮忙而拍，对于题材他本来就没多大兴趣。《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》描写的是旧上海帮会的黑幕风云。都市，只是故事的背景陪衬，因而《摇啊摇》也算不上真正的都市片。《有话好好说》之后，张艺谋在千禧之年又拍了一部都市题材的贺岁片《幸福时光》。影片虽也好玩好看，但既没有张艺谋式的新奇，也没有张艺谋式的深刻，思想单薄，艺术平平，像一个被抻长的电影小品。相比之下，《有话好好说》倒有点鹤立鸡群、一枝独秀的感觉。然而正是它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文本，让我们得以透视张艺谋艺术世界的另一个侧面，领略中国都市影片的另一道别样风景。

对于第一部现代都市题材电影的拍摄，张艺谋投入了很大的激情。他对主演姜文说，我们要像当初拍《红高粱》一样，把《有话好好说》当作处女作来拍。本片的创作缘起长春作家述平的系列都市小说。面对全新的城市题材，张艺谋一开始曾心血来潮地计划将作者的五部中篇改编成三部电影。但经过一年半十易其稿的折腾，最终发现将其中一篇改好、拍好才是他们真正应该做好和能够做好的事情。然而，多年拍摄农村题材的成功经历，对此片的拍摄来说，非但不是经验，反而是一种束缚。只有努力摒弃长期的创作惯性，才能真正拍好第一部现代都市片。为此，他大胆挑战，采用许多全新的拍摄技法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在这部影片创作中，他经历了许多“第一次”：第一次除最后的叠加字幕镜头外，从头至尾不用三脚架，只靠手持、肩扛摄影机来拍摄；第一次不论内外景照明，一律不用反光板；第一次照明永远作360°打光；第一次演员的表演不定位，一场戏不间断地拍摄；第一次摄影师要戴耳机、听台词拍摄，即摄影随着演员运动；第一次故意运用了许多不合常规的错误剪辑法…种种的第一次，诸多的尝试，使影片与以往的感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，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情绪震撼。

从影片最终的效果看，张艺谋的创新与突破是成功的。但这一成功并不应单单归因于他挑战自我、创新求变的冲动，而也应归因于他理性的深入思考。经过对剧本一年半的反复打磨，他对题材的认识也愈来愈明晰：由于影片的故事有着高度的戏剧性和荒诞感，剧作上又具有事件清晰、冲突强烈、节奏转换快、台词密度高的特点，因而动荡、跳跃、反常、突兀的影像风格和镜头语言，就成为最合适的表达形式。对于艺术家来说，能否为要表达的内容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，是他创作成功的关键所在。一旦形式找准了，艺术就成功了一半。《有话好好说》就是这样一个范例，它以张艺谋式的风格，不仅向我们强调了样式风格创新求变的重要意义，更让我们看到，契合的艺术形式对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化有何深刻的影响。

《有话好好说》讲述的是两个生活上出了问题的都市小人物为了求得心理平衡，在偏执、荒唐的追寻过程中，目标与自我双重迷失的故事：被安红甩了的赵小帅，一开始就是为了追回女朋友，与安红和好。但在被安红的现任男朋友刘德龙揍了一顿之后，他的目标转向了报复刘德龙。为了顺利完成报复计划，他首先必须把善良却碍事的张秋生关起来。电脑被赵小帅摔坏的张秋生，一开始只是想索赔自己的电脑。但在得到电脑的那一刻，他感动于赵小帅的“够意思”，决定劝阻小帅，把小帅从犯罪的边缘拉回来。为了制止犯罪，他无奈施用“下流”伎俩，不料却深受其苦。在失去理性的愤然反抗中，他竟砍伤了对他“够意思”的赵小帅。影片通过这个头绪纷乱、饶有趣味的故事，传达出一种强烈的现代主义荒诞感，而这种荒诞感正是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心理的核心基调。作为艺术的传达者，导演张艺谋或许并不能将这种感觉转化为清晰的理论语言，但他却真切体验和准确把握到了，并用鲜活独特的镜头语言和影像结构生动地传达给了观众。

世纪之交处于转型期的中国，充满更新、变革的朝气与希望，但同时也面临巨大的矛盾和问题。历史与现实、传统与现代、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、世界与民族、改革与保守之间诸多复杂的冲突，给社会各阶层、各成员带来不同程度的困惑和焦虑。当这种困惑、焦虑超过普通人的心理承受力时，他们的行为必然发生变异，演化出一幕幕怪诞、滑稽的笑闹喜剧。比如，赵小帅花钱雇人，以叫卖吆喝的方式向安红“表白”爱情的段落，把本应温馨动人的求爱场面解构成了流氓无赖式的粗俗和放肆。在粗俗行为轻松的表面下，掩盖的正是主人公内心的焦灼、困惑和无奈。摄影的动荡不安，照明的自然粗糙，以夸张的形式强化了人物烦乱的心态。在张秋生和赵小帅在饭馆里斗智较量的段落中，导演运用了大量的广角特写镜头，造成了影像滑稽的畸变，再加上肩扛摄影机随意不停地运动，很好地传达出人物内心的紧张、焦虑和偏执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这部影片着意刻画的，其实并非现代都市人内心独特感受，而只是寓言式地观照了抽象中国人的当下心态，而且这种观照是以农民的视点来进行的。与夏钢、冯小刚、黄建新、张扬等都市片导演不一样，有着深入骨髓“农民情结”的张艺谋，无心也无法了解真正意义的都市和都市人。在夏、冯、黄、张等导演的影片中，我们能进入到都市人的家庭及办公室、商场超市等城市的中心区域，看他们的日常起居，听他们的牢骚埋怨，见证他们生活的种种矛盾。而在《有话好好说》里，家庭、办公室、商场超市的门却是关闭的，观众很难进入到这些城市生活的中心地带。影片中的几个主要角色，全都是独来独往者，无父、无母、无亲戚。虽然有工作，但观众却既见不到他们的单位，也看不到他们在工作。在社会学意义上，他们都是单独而抽象的人。银幕上呈现的生活，不是在家庭，不是在单位，而是在街头、饭馆、小区楼外、立交桥下等开放地带。这些结构开放的地带，不是真正意义的都市，只是城市的边缘，是城市与农村的结合部，是广大进城农民和农民工游弋出没的地方。

耐人寻味的是，作为导演的张艺谋，在影片里粉墨登场，扮演了一位收破烂的进城农民。在他亲自执导的影片中，扮演角色这是第一次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对于这难得的友情客串，我们无法求证导演的真实动机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它无意间表露了张艺谋潜意识里挥之不去的“农民情结”。由此反观影片那摇摇晃晃的镜头、令人目眩的影像、突兀夸张的风格、跳跃怪异的节奏，不正是进城农民对于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的真切感受吗？由此我们再反观影片的人物，赵小帅叫卖式的爱情表白，难道不像一个高吼信天游酸曲的农民吗？而张秋生的秉性心态和行辑，既不像一个城市知识分子，也不像一个庸俗世故的小市民，细细品味，难道不像一个耿直而狡黠的农民吗？

由此我们再看《有话好好说》一与其说它是一部风格怪异的都市片，还不如说它是一部农村片，一部由林立高楼、车水马龙、高架立交桥的华丽外衣包裹的特殊的农村片。

hkd8jc6uej